澳大利亞“珍珠與刺激”網(wǎng)站6月11日文章，和原題：認清“中國威脅論” 對所謂的澳媒“中國威脅論”，公眾討論和戰(zhàn)略分析存在一個漏洞。中國隨著“中國威脅論”迅速成為向戰(zhàn)爭演變的策綜前奏，中華文化中的合仁思想觀念，及呼籲人類不同文明相互學習，思想或多或少被忽視了。西方需中國內外交織的清中政策綜合了“和”與“仁”的思想。從這個角度來看，和關於誰更強硬的澳媒問題沒有實際意義。

　　“中國威脅論”愈演愈烈的中國現(xiàn)象，暴露出兩個相互交織的策綜戰(zhàn)略性問題。首先，合仁“中國威脅”被用來誇大中國的思想侵略和領土擴張傾向。其次，西方需對“威脅”的誤判，忽視了中國繼續(xù)將“獨立自主”作為抑製衝突的手段，特別是對“夥伴關係”而非“同盟”的政策偏向。

　　“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被寫入了憲法，但現(xiàn)實主義分析卻幾乎從不提及這一點的實際戰(zhàn)略意義。長期以來，基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一直呼籲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廣交朋友”。這一準則越來越多地被用來確認國家之間在解決分歧方麵的平等和互惠關係。

　　“獨立自主”肯定“和合”，排斥“霸權”。霸權現(xiàn)在已被認為是一種自取滅亡的現(xiàn)實主義，在多樣化和不斷變化的國際環(huán)境中，霸權導致過度擴張。和合是反霸權的警告，同時譴責矯飾的文明優(yōu)越性。在一個快速變化的複雜世界，和合稱讚多樣性和主權國家的獨立自主，反對排他的、片麵的普世主張。

　　這種做法植根於中國從始至終對聯(lián)合國集體安全的支持。即使曾被排除在聯(lián)合國之外、遭受貿易封鎖、被美國領導的同盟包圍，以及遭到核威脅，中國仍傾向於避免戰(zhàn)爭，選擇外交。西方批評家熱衷於指責中國違反“基於規(guī)則的秩序”，但往往忘記了中國通過成功的外交談判確定國界。

　　中國沒有奉行領土機會主義，並協(xié)助穩(wěn)定了蘇聯(lián)解體後的中亞新國家。中國的邊界談判基本上也反映了其“睦鄰”政策。一個所謂的“崛起中的超級大國”居然沒有持續(xù)的軍事侵略和海外征服。對於這種情況，那些迫切要求加強威懾的現(xiàn)實主義者應該如何解釋。

　　批評者無視中國反複重申的反對將單一發(fā)展模式強加於發(fā)展中國家，而將“一帶一路”倡議誣蔑為“新殖民主義”。然而，中國越來越多地提出債務豁免，中國也比美國更願意資助別國的國家建設。中國人現(xiàn)在比美國人更支持戰(zhàn)後的布雷頓森林體係，這難道不是一個巨大的諷刺？

　　中國的思想認為差異是國際關係的本色。中國沒有宣稱自己具有世界性的優(yōu)勢，因此中國不喜歡把自己稱為“超級大國”。“和合”包含了“利”和“仁”，接受平等和互惠的地位。而“霸權”則為帝國主義、殖民和新殖民主義張目，認可戰(zhàn)爭是權力的必要延伸。外國給中國貼上“崛起中的超級大國”標簽也是缺乏尊重的表現(xiàn)。

　　隨著對中國“過去和現(xiàn)在”不完整、甚至是扭曲的理解，接觸的機會已喪失。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未能以尊重、對等方式傾聽的結果。最初推動澳大利亞承認中國的前總理惠特拉姆曾經(jīng)說：“我們期望中國相信我們的最好意圖，而我們卻選擇相信他們的最壞意圖。”

　　對“中國威脅論”的嚴重誇大是一個錯誤！對“中國威脅論”的錯誤解讀有可能導致前總理陸克文所說的，在“絕對不必要的戰(zhàn)爭”中對國家資源進行重大的錯誤分配。澳大利亞對華政策的重啟，需要超越威懾的陳詞濫調，根據(jù)對中國“過去和現(xiàn)在”的更明智解讀來進行。澳大利亞可以采取靈活策略，獨立地保持與美國的關係，同時基於“夥伴關係”原則與中國互惠往來，支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同時包容差異。（作者羅納德·基斯，喬恒譯）